“一开始四个人就推来推去，说白了就是文人身上谦让的精神，也有点较劲的意思，水平如果不够高就很难服众。我相信他们平时聚会的时候应该也一直在讨论这个议题。”余良峰说，“十年后找吴昌硕来当社长，作品真正放在一起，大家不得不佩服他。所以他当时是公认的领袖。”
这位大师集“诗、书、画、印”为一身，融金石书画为一炉。他是在新旧文化交替的历史背景下，对传统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的关键人物，是金石画风从晚清过渡到民国的主要继承者。吴昌硕作为承前启后的一代宗师，是中国近现代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大家，将中国传统书画艺术推向一个崭新的境界，其影响直至今日依然长盛不衰。
文人结社原本就是切磋技艺，雅集交友，如果有了所有人都佩服的偶像出现，自然这个群体也会备受欢迎。
“有这样的顶级人物登高一呼，情况很不一样。开始大家还仅局限于杭州传统浙派的文人士大夫之间，吴昌硕则连通了杭州和上海，连通了商埠大码头，甚至还有同日本等海外的交流。另外他接受的捐赠、义卖对于杭州艺术家都带来很多影响。”西泠印社现任副社长陈振濂对本报记者说，“另外，他的诗书画印也给西泠印社树了一个标杆，尽管当时其他社团也在做，但吴昌硕就是一个绝对的高度。一直到1927年去世基本都是他的思想行为主导着西泠印社。”
吴昌硕出任社长之后，精英迅速云集而来，李叔同、黄宾虹、马一浮、丰子恺、吴湖帆、商承祚等均为西泠印社社员，杨守敬、盛宣怀、康有为等为赞助社员。此后二十余年，西泠印社迅速发展，声望日隆，逐步确立了海内金石书画重镇的地位。受西泠印社影响，河井荃庐、长尾甲等海外社员把源自中华的金石篆刻艺术带回国内，在日本、韩国创立了全国性的篆刻创作与研究团体。
1949年，西泠印社收归国有。1979年后，社团活动重新步入正轨。截至2005年底，西泠印社拥有社员313人。虽然现在的西泠印社已全然不同，但人们还是可以从这块百年招牌中看出繁盛时期的浮光掠影。
饶宗颐之后还有谁
第一位德高望重的社长去世，紧接着就是选择接下来的领头人——与其说是领导，更不如说是精神领袖。
余良峰介绍说，第二代社长马衡也都还是带着文人结社的心态，形式较为松散。而从第三代社长张宗祥开始，他首次把西泠印社当做一个独立正规的单位来运行，比之前产生了不少变化，比如说他希望做更多的事情来扩大影响、找活动经费、想要更多的人来。而至于后面几任的沙孟海、赵朴初、启功，多半以挂名为主，实际参与的事务较之建社初期少之又少。
“社长不以艺术成就来定，因为在有艺术成就的基础之上，要有学术，而背后就是文化。”陈振濂对历任社长的评判标准详细解释道，“西泠印社最初就是研究印章，但又不仅仅是印，结果定位在了整个文化界。因此找来的社长不但要在艺术圈有影响，而且还要在文化界有影响，例如启功、赵朴初。社长最后必须要是个文化名人，影响要超出传统意义的诗书画印。”
他说，现任社长国学大师饶宗颐，当初印社前去邀请他时，他认为书画篆刻是“小技”——其内功深厚也由此可见一斑。
“社长的标准就是西泠印社坚持传统国学根底，要保存这个命脉不能断，也是一个主心骨。这也反过来说明，当初四大家创始人不肯当社长，就是因为有吴昌硕罩在那里，可能都在心里掂量，知道那个标准在哪里。”余良峰说，“饶宗颐今年已经九十七，在他之后还有谁能当社长？或者说社长的标准到底是什么？”这个问题不知谁人能答。
吴昌硕本人矮小无须，为人处世如其书法，稳重敦厚。他在1913年被刚成立十年的西泠印社公推为社长时已经成名成家，但还是欣然应许。
“一开始文人结社，公推一个首领，而吴昌硕也愿意带领大家一起玩。”浙江美术馆学术部主任余良峰在接受《第一财经日报》专访时说，“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带着大家一起玩，一起作画；后面人越来越多，流派就形成了。一点都不复杂。”
吴昌硕这位“海派巨擘”、“印坊盟主”，尽管曾自谦地发出“社何敢长”的感慨，然而正是在他的擎旗掌舵下，西泠印社得以广结艺友、声誉日隆，奠定了“天下第一名社”的百年基业，成为中国传统艺术的圣地。
近日于浙江美术馆开幕的“西泠峰骨——纪念吴昌硕诞辰170周年暨西泠印社七任社长作品展”，以吴昌硕为重点，以西泠文脉为主线，首次集中展出吴昌硕、马衡、张宗祥、沙孟海、赵朴初、启功、饶宗颐西泠印社七任社长作品，总共350余件，以及一大批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。
据美术馆副馆长斯舜威介绍，展览主题即点明了整个历史思路，“峰”指高峰，体现吴昌硕画作以及之后六位社长的艺术高度；“骨”指主心骨，体现其核心地位。有趣的是，不同时代、不同的群体中突出拔尖的大师并非有着相同的艺术高度，因而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山峰也正比喻了这一点。而吴昌硕是近代中国美术史上“文人画最后的高峰”。
登高一呼
1904年，浙派篆刻家丁仁、王禔、吴隐、叶铭四人因为有感于“印学将没落”而发起创建了西泠印社。初期的杂务都可以方便各自办妥，但唯独领头人迟迟确立不下来。
作者：admin 更新时间：2015-01-19 23:00
